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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峥/文
黄峥拼多多创始人
200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朱可桢学院。 2004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后加入美国谷歌公司。 2006年回国，参与组建谷歌中国办公室。
2007年从谷歌辞职创业，先后创办电商代运营公司和游戏公司。 2015年4月，品好货成立，开创社交电商新模式。 2016年9月，拼好货与拼多多宣布合并，黄峥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CEO。
1 人生经历
上学
我年轻的时候不穷，只是比较穷。 小时候经常要穿妈妈同事或者亲戚孩子的衣服。 很多消费习惯跟前期的家庭环境关系很大，跟现在的财富关系不大。 比如妈妈到现在都不愿意打车，她会觉得时间不值钱，太浪费了。
这一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我对做生意的看法。 我总是记得像我父母这样的普通家庭，他们是怎样想的，怎样生活的。
我的小学成绩一般，但考上了杭州最好的中学之一——杭州外国语学校。 与其他中学相比，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早、更深。 从杭州外国语学校毕业后，他被推荐到浙江大学混合班学习，这就是浙江大学朱可桢学院的前身。
我在学校的时候意识到了一些事情。 第一，寒门生贵子，是小概率事件。 大多数富二代，尤其是官二代，都非常优秀。 二是田忌的赛马，可以在整体资源劣势的情况下创造局部优势，进而有机会赢得整场战斗。 基于此，平凡的人也能成就平凡的事。 三是钱是工具，不是目的。
上学时，我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自己的目标定位太明确，浪费了太多时间追求第一，努力做个好学生，失去了叛逆调皮的青春时光。 “60分万岁是个好哲学”。
工作
我第一家实习的公司是微软，但是毕业的时候并没有留在微软。 一是我觉得如果我留在微软，我可以看到十年后我会是什么样子。 另外，“人生导师”给我介绍了当时还不成熟的谷歌。 于是我在谷歌做程序员和产品经理，后来成为第一批回国参与谷歌中国创业阶段的谷歌员工。
我对谷歌有一些个人看法。
一是谷歌非常重视意识形态。 当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反应超过一般商业公司。
二是谷歌鼓励基层创新，但核心权力高度集中，具有集中大事的制度优势。
三是谷歌的“不作恶”深入基因，将使命和价值观置于利润之前，而利润只是做正确事情的副产品。
第四，谷歌的大部分收购都非常成功。 这些收购的大多是拥有优秀团队的小公司，而这些小公司融入了谷歌的文化，逐渐做大。 然而，有很多事情是谷歌无法改变的。 比如，谷歌也没有摆脱层层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模式，谷歌的社交尝试也没有成功。
投资
2002年赴美读研究生，认识了段永平。 毕业后，我在谷歌工作的时候，离他家很近，就开始帮他做一些投资。
创业
我最开始做的是电商代运营和游戏公司。 做生意，只有赚钱才是道德，按照商业的逻辑，我应该做一个负责任的商人。
我为什么要重新创业？ 一是我还是喜欢时事和团队。 我喜欢和一群我喜欢的朋友一起创造一些有深度的东西。 二是我还有一些野心，还有一些能力和能量没有释放出来。 隐约觉得现在的机会能让自己做一些影响更大、成就感更强的事情。
2 创业理念
01 拼多多
核心理念
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过上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人有厨房用纸，有好吃的水果。
只有北京五环的人会说第三波移动互联网人群是下沉人群，而拼多多聚焦的是中国最普通的人群。 移动互联网不一定是用户的下沉，而是用户的拉平。 它让广大中国人拥有了与一线城市一样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交易能力，这在PC时代是不可能的。
拼多多吸引了追求高性价比的人群。 他会花9.9元买一个爱马仕包包和一盒芒果拼好货和拼多多合并，这跟消费能力无关。 负担能力是一种普遍的需求。 比如我妈已经算是有钱的妈妈了，但出门买菜买纸巾还是很在意一两块钱的差价，但同时也买了高端的iPhone。 传统公司用一二三线来划分人，而拼多多满足了一个人的很多方面。
低价只是拼多多阶段性获取用户的一种方式。 拼多多对性价比的理解“总是超出消费者的预期”。 拼多多的核心不是便宜，而是满足用户占便宜的感觉。
拼多多正在尝试整合消费和娱乐。 拼多多的使命是让它更实惠、更有趣，让消费者买到更实惠的东西，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快乐。
拼多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五环以内的人看不懂。
运行状态
现阶段，拼多多对整个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把控非常简陋。 拼多多正在通过升级供应链和打击假冒商品来提高产品质量。
一些员工对公司的理解还是流量第一。 这些员工在交通思维环境中接受了多年的教育。 拼多多成立时间不长，与员工的统一思想没有做好，只能自上而下执行。 现在的情况是我在这一端，整个社会和媒体在流量的另一端，员工可能在中间。
拼多多对运营员工的考核第一是留存和复购，第二是GMV。
未来发展
拼多多不会做采购营销，也不会做物流配送。 升级供应链是拼多多的长期战略重点。 拼多多的终极模式是让上游做大规模定制化生产。
全品类扩张依然是传统的流量逻辑，品牌升级也是五环人群的一个视角。 拼多多不一定需要品牌升级、品类全。 拼多多要做的就是永远匹配，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场景买到合适的东西。
拼多多目前不想做服务电商，因为实体电商业务已经够大了。 服务电商是流量思维，就是把流量灌进来，用不同的服务来消费这个流量。 拼多多的出现，是因为它没有用旧的思维，在以人为本的思维下，先想想这个人需要什么。
02 与竞争对手
拼多多的模式与淘宝有着本质的不同。 淘宝是基于流量逻辑，搜索为主体，用户要自己找商品，所以需要大量的SKU来满足长尾需求。 拼多多代表匹配，向消费者推荐产品。 SKU有限，但一定要结构丰富。 淘宝一直在提倡C2B，但是做不到，因为淘宝千人千面相当于个性化搜索，但是搜索本身是长尾的，反向定制很难做。
而拼多多就是把海量流量集中到有限的商品上，有规模后再反向定制，大大降低了成本。 这就是沃尔玛和Costco的区别。 拼多多的最终定位是为不同的人群做不同的Costco。
拼多多和淘宝是错位竞争，争夺同一批用户的不同场景，错位增长会更快。 拼多多不想做第二个阿里。 拼多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典范。 你可以骂我低，但你不能无视我。
京东、唯品会、蘑菇街都尝试过类似拼多多的模式，但对他们来说，团购只是创造GMV增长的工具。 稍后，它将过渡到机器推荐。 拼多多app里几乎没有搜索，也没有购物车。 可以想象，用商品流代替今日头条下的信息流就是拼多多。
03 与腾讯的关系
我觉得腾讯不支持拼多多，因为拼多多也被封了很多次。 京东、蘑菇街可以微信入口微选，拼多多不行。 2018年之前，拼多多与腾讯签订了互不挖矿协议。 拼多多要挖腾讯，只有腾讯同意。 腾讯更像是一个普通的金融投资人，不会有特别的好坏，我不认为拼多多是腾讯。
当拼多多是骗局的谣言在微信群里广为流传时拼好货和拼多多合并，我向微信寻求帮助，但被拒绝了。 微信说如果阿里来找就可以搞定。 我觉得微信帮拼多多，大众会说因为腾讯是拼多多的股东，微信帮阿里辟谣，这才叫高调。
腾讯的儿子太多了，拼多多死了，腾讯也不会死。 腾讯投资拼多多背后的逻辑不是与阿里强竞争，而是商人的逻辑，因为投资拼多多是有回报的，竞争只是商业ROI计算的副产品。
阿里和腾讯线下零售占比都非常低，抛开流量思维，重心放在场景下，空间还是很大的。
腾讯在电商上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认为电商就是流量*转化率=GMV，流量逻辑今天不可能成功。
04 投资创业
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一部分，要有长远的心态才能找到好的生意和合作伙伴。 这与创业非常相似。 一方面，要关注商业模式，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 研究商业模式的细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另一方面，要选择好的“伙伴”。 投资的时候要把创始人和CEO当成自己未来的合伙人，看自己愿不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
投资除了关注好生意、好团队，还需要关心是不是好价钱。 这与创业非常相似。 查理芒格让巴菲特意识到，他应该以合理的价格买一家好公司，而不是花时间去捡烟头（价格便宜，有一些剩余价值，但往往不是那么好的公司）。 同样，一个好的公司应该努力解决/克服正确的、困难的问题，而不是到处捡芝麻。
与价格相关的投资的另一个要点是看整体上是否可以承受亏损交易。 从创业的角度来看，投资一个企业，看你会不会自杀。 生活是创业的第一要务。 同时，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评估，那就是能不能赢，有没有足够的实力赢。
正如投资要特别注意商业模式一样，创业本身的行业和商业模式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很大一部分结果，即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什么是对的事情，以及然后想想如何做对。 向正确的方向缓慢移动比向错误的方向冲刺要好得多。 创业往往和投资一样，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即使你在正确的道路上缓慢前行，像投资复利这样的持续回报仍然是非常强大的。
当巴菲特谈到投资标的时，他经常提到企业的护城河。 如果把创业过程中的各种决策都看作是投资决策，那我们就要分清我们用时间和金钱换来的东西，哪些是资产，哪些是费用。 久而久之，对加深业务护城河有利的往往是“资产”，久而久之对你越不利的，可视为支出。
在资产的购买上，错误的浪费其实也不太好，顶多就是贵一点而已。 另一方面，费用的浪费是非常可恶的，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
3种思维方式
认知能力
对于未知的领域，我通常会采取比较原始的做法，即自己去体验感受，用常识来判断。 大部分知识都是没用的，遇到问题再解决。 我不会为未来五年或十年做计划，我会考虑一个很远的目标和一个很近的目标。
绝大多数人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好，而我只在少数几个方面比少数人好。 比如隔离外界压力的能力，回归到最初的理性思维，有时还有一点逆向思维的能力。 我曾经在二级市场工作过，发现我似乎天生就不太可能在很多人恐惧的时候恐惧，而在大众狂热的时候更容易悲观。
对电影现象的思考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描述了自私自利、不团结的个人无法抵抗管理者的强制力的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它也描述了一种利用个人自私的力量重新分配财富，从而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现象。 电影院现象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但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群自私的个体，没有组织，缺乏外部强制，可能发生的集体自残现象。
如果电影院前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会站起来，这会破坏大家本来可以坐着看的秩序。 也就是说，“劣币驱逐良币”是一种力量战胜另一种力量促进劣币普及的现象，而电影院现象是群体自伤现象，没有人真正受益，更多的是值得研究和回应。
电影院里先站起来的就像一坨屎掉进汤里，很快整锅汤都只能倒掉。 这就指出这是一个比例问题。 汤其实有自净能力。 比例低的话没有问题，但只要比例上升到一个临界点，原本的净化能力就会崩溃。
一坨屎毁一锅汤的临界点很低，也许只有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五的差别。 百分之一可以提纯，百分之五只能扔掉。 在很多情况下，质变在1%到5%之间。 在商业上，亚马逊的图书份额远低于50%，这从本质上决定了图书的定价，颠覆了图书零售业。
为什么有些东西越贵越好卖？ 比如空调，既需要安装又需要推荐。 可能类似于小米的互联网直销。 打最低价还不如格力给安装商和渠道足够的利润。 虽然看起来渠道的方式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但在实践中，渠道和服务成本可能是维持一定公众认知度的最经济、良性的方式。
这种渠道和服务成本是必要的，它清楚地反映了维持一定秩序的成本，而忽视这种成本的制度可能会走向“劣币驱逐良币”。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思考
要从根本上改变供给侧，首先要改变需求侧。
供给侧的第一类变化是满足一直存在但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需求。 比如有人想飞，飞机就是为了满足飞的需求而诞生的。
第二类供给侧变化源于新应用场景的出现。 例如，在世界大战这样的紧急场景下，服装等诸多生活必需品需要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推动了供给侧生产组织、管理、配送、流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
第三类供给侧的变化源于信息采集成本的大幅变化。 比如Uber的出现，大大降低了集合路线、地点、打车需求的整合成本。
第三种变化有很多可能性，可以用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来换取更高的整体效率和更低的成本。 抽象地说，有可能在需求流通侧推动更多采用方案，从而推动供给侧打破规模化生产滞后，实现中小“定制化”的半市场经济。大批量，即使用需求流通端。 半“计划经济”促进供给侧半“市场经济”的实现。
网上电子商务解决了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线的难题。 流通端信息高度透明，加速了厂商之间的竞争。 不过传统的制造工厂并没有太多变化，工厂化生产还是需要一些规划。 目前，主力工厂仍主要依赖线下超市的大宗订单，排期周期为数月甚至半年。
线上厂商竞争越激烈、市场化程度越高，与线下生产计划的脱节和比较就越大，面向国际需求的大宗外贸订单计划与线上零售订单的脱节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工厂仍然主要依赖沃尔玛和家乐福，线上纯流通端的极端市场化并没有改变生产端的滞后和高计划性。
有没有一种模式可以改变生产端的滞后和高度僵化的计划？ 假设我们可以让前端消费者多一点耐心和与他人协调的欲望，放弃一部分当下所见即所得的冲动，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用人对-人的推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兴趣与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似性相结合，将每个人的人性化需求归类为具有一定时间的规划需求。
这种需求的采集程度可能没有沃尔玛的半年批量订单大，但也足以让工厂在一条生产线上经济地运转。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缓解流通端市场化程度高和生产端计划僵化的矛盾。 更多的计划需求与更多市场的供给侧融合，前后端信息打通更加全面，消除需求与生产的不匹配，帮助我们摆脱对资源的依赖。传统沃尔玛式超市，实现与需求同步的半市场化滞后计划。
关于财富转移的思考
保险产品进一步促进了财富从穷人向富人的转移，进一步放大了资本的力量。 如此下去，如果市场高效且不受干扰，法律保障资本的合法性及其复利，那么很可能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受到敬仰。 主要是除了能把资本的游戏玩到极致之外，他更明白钱不是目的。 他一方面享受着资本游戏的乐趣，另一方面又将大部分钱捐给了比尔盖茨基金会，完成财富的再分配。 同时，他还主张其他有钱人也捐钱，主张国家增加对富人的税收，从机制上进行更大的财富再分配。
有没有什么机制可以让穷人把“保险”卖给富人，从而实现更精细的反馈，更短的钱从富人到穷人的回流周期？ 比如有一千人想在夏天冬天买一件某款羽绒服，与厂家联合下单，愿意在去年价格的基础上支付10%的定金。
这种情况下，工厂很可能愿意给他们30%的折扣。 因为工厂从联合订单中获得了一个工厂没有的需求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可以转化为生产计划中利用槽的便利性进行生产，也可以转化为采购原材料时的确定性。 工厂甚至可以将这种确定性进一步推销给上游和配套厂商，进一步降低成本。
每个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在未来某个时刻的愿望、需求和计划。 这种个人的规划和意愿，以及对个人自身行为的确定性的把握，往往对供给方来说是有价值的。 它可以减少组织生产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实现更有效的资源和资本配置。
所以，我猜资本家和富人愿意从普通人和穷人那里买回这种成本。 这种逆向保险不再是穷人积累信用和金钱向富人借钱支付利息或花钱为富人买命的必然性，而是反过来，富人和资本家为普通人和穷人买单人们购买他的生产性资本配置的确定性。
从哪里获得力量
段永平在工作和生活中给我的启示是，快就是慢，慢就是快。 平常心做事更好，普通人其实很难有平常心。 段永平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人。 他还教会了我一个商业常识，就是价格肯定会波动，但是只要你的价值增加，最终的价格就会接近价值。 这个常识可以让你安心地增加企业的内生价值，而不必过多关注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 另外，段永平还教导我要心存大志，做好当下。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之一孙同宇帮助了我，因为他对平台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他认为平台要考虑不同阶段的生态演进，品牌是针对单一细分人群的独特价值主张。
2006年，段永平带我去巴菲特的午餐会。 我发现巴菲特说的其实很简单，连我妈妈都能听懂。 也许这顿饭最大的信息让我意识到简单和常识的力量。 对某件事做出判断时，需要了解背景和事实。 了解之后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面对事实时是否有勇气用理性和常识去判断。
常识是显而易见的，也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从教养、学习和利己主义的偏见中蒙蔽了我们。
看完罗素的《幸福之路》，我总结了几点，
一是勇于面对考验，用常识做出理性判断，用理性思想指导行动。
二是将追求无限完美自我的兴趣转移到对外在事物的兴趣上。
三是对于无法改变、无法征服的事物要学会放弃。
佛教、量子力学和数理逻辑的不完备性定理告诉我们两件事，
一是世界是不可知的，至少不是可精确测量的、不可预测的和不确定的。
二是无法用有限的规则来描述规范的世界，事物是不完美的、不完整的。
除了拼多多，我最希望未来自己能转型成为一名真正的科研人员。 和富兰克林一样，40岁以后就不再参商，而是参与科学研究，发明了避雷针。 我认为非盈利和全心全意的科研工作对人类是有益的。 贡献会更大。